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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的30年刘永好柳传志等企业家创业历程

发布时间:2019-09-29 19:16:25 阅读: 来源:阻火包厂家
他们的30年:刘永好柳传志等企业家创业历程 郭广昌 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与每个企业密不可分。柳传志、李东生、刘永好、郭广昌等商界领袖如何踏上创业之路?30年起伏,怎样的商业真谛使他们立于不败之地?30年沉淀,企业家自身和他们创办的企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?在他们眼中,30年改革开放又是怎样的? 12月9日,大型财经电视纪录片《激荡·1978—2008》年度盛典举行。柳传志、李东生、刘永好、郭广昌讲述了他们的创业历程。 刘永好:连万元户都不敢想 主持人:今天请来的四位企业家,他们的出生地或者来源地,包括事业的发迹地都不太一样,他们四位很形象地反映出每个地方都可以用独特的方式,以独特的路径寻找个人事业发展的机会。他们都选择了一个对自己有特别意义的年份。 刘永好:我们有四个兄弟,我是老四,一直很关心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。1978年,中国开始改革了,我们就想(行)动。1979年底,我们找了公社书记,说想做点事,我们做无线电的,做的音响非常好,市面上没有卖的,很多人想要。我们建议能否和生产队建一个合资企业。公社书记说那还了得,走资本主义绝不可能。1982年,农村开始搞专业户,我们去找县委书记,说愿意把学到的科学知识带到农村去。书记说好,现在科技兴农,你们搞专业户我支持,但是有个条件,希望你们发展成为万元户,希望你们每年带10户万元户。我就领着任务下海了。当时是1982年,那时候连万元户都不敢想,(但)一走(就)走了27年。 何力(《第一财经周刊》总编):你26年来一直专注于做农业。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中,与做农业的民营企业关系非常密切的,就是国家政策。你觉得国家政策对于农业、农民、农村以及从事农业的民营企业意味着什么? 刘永好:国家的政策对农民、对农村、对我们都至关重要。建国的时候,农民分到了土地,奠定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,30年前把土地经营权放给农民,奠定了改革开放的基础。现在,十七届三中全会再一次提出,让农村共享改革成果,又给我们带来新的机会。每一次重大的变化,都是以农村、以土地、以农村政策调整作为先导。作为从事农产业的企业,我们体会特别深。 当然中间也有很多低谷。上世纪90年代初,一方面农业经济掉入低谷;另一方面国内的争论特别激烈。很多事情都遇到问题。我们想,是不是要把资产全部交给政府?我找到县委书记说,书记你支持我们创业,你交给我们10个专业户的任务,不但完成了,公社已经有超过千万元的资产,我们交给政府了,但有个要求,这个给我们管。书记想了想说,你们做得是对的,科技兴农带动农民增加收入你们也发展,这是对的。你该做什么做什么,没有想收你财产的想法。到现在我们仍然非常感谢这位书记。 主持人:我看了《激荡》这个纪录片才知道,王石在创业的时候也是“倒腾”饲料的,但是后来专门做房地产。而你是“倒腾”饲料,后来“倒腾”银行,“倒腾”房地产,好像往多元化方向“倒腾”。为什么这么选择? 刘永好:其实这就是专业化和多元化的争论。之所以我们能坚持下来就在于一直做农村经济。但在适当的时候腾出一部分精力投资银行、房地产,做一些发展。而且我们进去的时候恰当,适当的时候做一个减值,通过简单的进去和出来,规避了行业的风险期,达到了利润高峰期。 柳传志: 坚决要求“下海” 柳传志:1984年对我来说,是非常明显的分水岭。那年我40岁。1978年以后,我们在中国科学院,待遇也好了,但是有限的好,工资涨过两次。我所在的研究所是技术性研究所,出的成果是机器。每做一台新机器要拿去评奖、写论文,然后提职称、涨工资,机器放在那儿再做下一台。从1978年到1984年,我参加过三个项目都得了奖,但是心中不爽的是,(机器)搁在那儿到底干什么?没有任何人说。其实我的大多数同事也没有想。 当时中科院院长到美国,了解到技术是跟企业联系在一起的。回来以后,强调科学院搞改革,希望把科学院的科技产品推出去,要用企业方法做,号召一些科技人员下海。我特别想做这个事。科学院有一些科学家下海是被动员下去的,我是坚决自己要求下去的。 主持人:以前在联想工作的人说你像军人似的管理员工。例如开会,迟到就站5分钟。现在在管银行控股投资公司,你的管理风格还是以前那种吗?还是柔和多了? 柳传志:企业文化里主要的部分是核心价值观,我们把求实放在核心价值观非常突出的位置,这是所有中国企业要注意的问题。我在公司里带的员工是科学院出来的,事情做不成能够讲很多理由。每开一个会,如果定在8点开,9点人都没到齐。做企业不行,企业真的跟军队一样。当我明白这个以后,就把求实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。因此定了一个规定,开会迟到不请假一定要罚站一分钟,从1990年前后几百名员工到现在几万人,一直是这样规定的。所以,在联想开会的时候,有人迟到而没罚站,我就会把组织会议的人叫到办公室站一分钟。 刘东华(《中国企业家》杂志社社长):通常有一种说法,想做好人就很难做成事,尤其是做成像样的事,要想成事就很难做好人。你走这么远的路,做这么大的事,你认为这个概念是否成立?如果遇到这个冲突,你是怎么解决的? 柳传志:做好人要是真做好,得懂坏事、得懂坏人。如果不懂,光当纯好人是要出问题的。比如,我被人骗肯定得总结到底怎么回事,第一次被骗了,第二次换个角度又被骗了一次,我又得总结一次。要学会从书里、从别人摔的跟头里研究。我总体的感觉是,要做好人还是要懂坏事、懂坏人,不懂是做不了的。 李东生:各利益方能在改制中得到好处 李东生:1997年对我非常有意义。我是40岁,年届不惑。1997年企业进行体制改革,我从一个打工的变成企业的小老板。 主持人:企业本身创建更早? 李东生:企业创建是在1981年,以地方企业身份发展。我们是惠州最大的民营企业,所有制是地方国有,产权不清晰。1996年,我担任集团总裁后开始实施企业的体制改革。当时市政府领导非常开明,提出要我们考虑一个改制的方案。我研究了很多企业的改制方案,包括联想在1993年的改制方案。我提出的改制方案得到批准。我变成了企业老板。 当年改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,因为改制一定要有利益和风险对等的安排,所以我必须要缴纳风险抵押金。我所有家当抵上去还不够,风险抵押金要50万元,我就把自己的房子,还借了我父亲的房子一起抵押。经过五年体制改革,我们公司从国有独资公司变成多元化了。 1997年开始第一年的体制改革,在1997年得到第一笔分红,再投资到公司变成公司的股权。 主持人:你们公司正式上市是在哪年? 李东生:集团整体上市是在2004年,2002年完成了企业授权经营体制改革。经过几年运作,管理层和员工持有一部分股权,政府算战略投资者,主要是国外的产业同行,出让了一部分股权,到2004年企业变成国有的,有管理团队和员工,还有外国投资者,主要是飞利浦、东芝。 主持人:有些国有企业改制把自己改进去了,你改制没有把自己改进去,诀窍是什么? 李东生:没有太多的诀窍,把握两点:第一,一定要合规合法。虽然当时法规法律不健全,但法律法规规定不能做的事情一定不能做,能够突破的就是没有规定的。第二,所有和企业相关的利益方都能在改制中得到好处,有利于企业发展。我们五年改制下来,国有资本增值3倍。地方政府、境外投资者出让股权拿了一部分收入,剩下的股权价值比原来多了3倍。更重要的是,我们的团队、我们的员工能够得到激励、得到实惠,大家愿意干。我们企业大概培养出五六个亿万富翁,过千万的超过五六十个。 郭广昌:民营企业的争取 主持人:你们开始创业的时候有多少钱? 郭广昌:注册资本是10万元,实际到位是3.8万元。 主持人:你后来做的生意,在一般观众看来都属于大手笔,房地产、钢铁、投资,特别是大型的资本运作,有很多东西都需要跟政府相关部委打交道。你们有什么特别的门路吗? 郭广昌:还好我没有特殊的门路。30年改革开放,民营企业做哪个行业都是自己争取来的,党和政府逐渐认可。不知道大家回忆起来是不是这样。我记得很清楚,一开始要做房地产的时候,有人会说怎么可以让一个私人公司开发房地产呢?这也是一个过程。进入钢铁行业也是逐渐(被认可)的过程。现在,民营企业开银行要认证,但开饭店不需要了。其实,当年开饭店的困难程度和现在要申请办银行难度差不多。并不是说我们有特别的门路,还是要感谢这个年代给民营企业的空间大了。 (本文由第一财经年度大型财经电视纪录片《激荡·1978-2008》年度盛典录音整理而成,陈汉辞整理) 时间:12月9日 嘉宾: 柳传志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刘永好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李东生 TCL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郭广昌 复星集团董事长 主持人 袁岳 陈汉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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